禅宗祖庭-金沙1005

黄夏年

学者们一致认为禅宗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之一。把禅宗作为一门学问而进行科学地研究，可以说始于本世纪初。日本学术界最初发轫于此道，他们整理资料，潜心著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忽滑谷快天、宇井伯寿、铃木大拙、柳田圣山等一代大家。至今禅宗研究仍是日本学术界的重头，新的成果仍在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当今世界佛教学术界据有重要的地位。本世纪20年代末，日本学者铃木大拙用英语向欧美等国的人民介绍禅宗，使禅宗开始在这一地区普及与流行。50年代以后，禅宗的研究风靡一时，形成了一股“禅宗热”，修禅不仅成为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之一和锻炼身心的手段，而且还被用来作为培养企业管理人员的一种技艺，巴黎还成立了欧洲禅宗联盟。学术界也出现了诸如《禅与美国思想》、《禅门三柱》、《心理分析与佛教禅学》和《天主教禅》等一批名著。禅宗对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影响。现在禅宗仍然是西方学界的主要研究对象，并且正在逐步深入。

我国学术界对禅宗的研究解放前已有之，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都涉及了禅宗。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抗战时期撰写的《清初僧诤记》叙述了东南法门的纷诤，临济与曹洞、天童派系的考证，起到了“颇足补史乘之阙”的功用。另一本《明季滇黔佛教考》实际上也是一本论述禅宗的著述，书中对遗民逃禅、黔南传灯和士大夫之禅悦、深出之禅迹均做了深入的研究，至今仍在学术界居领先地位。此外，佛教界大德太虚、印顺等人也有专门论述。20年代末中国学术界还出现了围绕禅宗宗经《坛经》和禅宗人物慧能、神会等人的论战，学者胡适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他的一些论点曾经惊骇学界，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学者苏晋仁也曾写过北宗禅僧慧深的事迹考和著作二卷，这些都为以后的禅宗研究打下了基础。

解放以后学术界禅宗研究仍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前，著名学者吕激、任继愈等人都先后对此做过专题研究，发表过有关专文。上述陈垣先生的两本禅宗书籍也先后再版。已故的朱谦之教授还亲自翻译了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所著的《禅学思想史》中的中国禅宗和朝鲜禅教部份，总字数达80余万字，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极“左”路线的影响，致使这一重要译著没能得到出版，使人不无遗憾。

1976年以后，宗教研究特别是佛教研究开始繁荣起来，有关禅宗研究的论文和著述陆续开始出版。至80年代中叶，在大陆，禅宗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风靡一时。一方面学术界发表了不少论文和出版了不少专著，除了从佛学来研究禅宗以外，还扩展到历史、哲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伦理学等众多的领域，另一方面出版界还出版了一大批欧美、日本等国的禅学论著，对国内的禅宗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国内学者撰写的重要禅宗研究著述有：郭朋的《坛经校释》、《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禅宗部分)、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禅宗部分)、吕澂《中国佛教源流略讲》(禅宗部分)、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新版，禅宗部分)、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顾伟康《禅宗：文化交融和历史选择》、潘桂明《佛教禅宗百问》、正果法师《禅宗大意》等等，短短几年就取得了如此丰富的成果。新近出版的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定价7.日元。以下简称《发展》)则是禅宗研究园地开出的又一枝新蕾。

《发展》共6章，27万字。绪论回顾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讨论了佛教中国化的三个重要途径和三个主要阶段，指出“而在隋唐佛教各个宗派中，禅宗的中国化特色是最为典型的。”(第9页)第一章概观了小乘禅法，般若性空和涅槃佛性妙有的理论与禅定之关系，意欲说明禅宗的理论来自于中国流行的佛教思潮；第二章分析了禅宗达磨、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五祖的各自禅法的特点，及思想之间的同异；第三章阐述了四祖道信门下旁出的法融为代表的牛头禅法思想和北宗法如、神秀的观心看净、方便通经的理论；第四章研究了不同版本《坛经》间的关系，和六祖慧能的佛教思想；第五章介绍了慧能的佛性理论和顿悟学说的结构与传承关系；第六章对慧能以后的荷泽、南岳与青原三系的思想特点略作探讨，并对禅宗的中国化特色及其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从上可以看出，全书内容丰富，特点明显，是一本从思想史和佛教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分析禅宗的专著，因此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拓展和深化了禅宗的研究。

禅宗是以“禅”命名的佛教宗派。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流行的是安世高等人的小乘安般禅法，以后又出现了般若空观为指导的禅观，以及口诵佛名的念佛禅等等，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派别不讲禅法，坐禅入定乃是佛教徒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在众多的佛教派别中，却独独禅宗以“禅”命名，说明了它与禅结缘甚深。《发展》的作者抓住这一特征，把它作为基本线索，在详细地考察了诸家禅法以后，进而指出：“从达摩禅到慧能禅，经历了一个由外境到内境，由心注一境到心境混然的演变发展过程。”(第63页)所以“就禅宗思想本身而言，它的以禅命宗是有佛教理论根据的，这种理论根据植根于中国这块土壤之中，其中的关键，即在于它用汉魏以来中国化的大乘义理之学来对传统禅学做了改造。”(第13页)从佛教的本身来考察禅宗的命名，应该说有其一定的道理，揭示了禅宗的思想渊源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任何一种宗教都是以寻求解脱为根本目标。佛教徒面对世间和人生的种种现象，认识到其无常的性质，力求从中得到思想的宁静和自我的解脱，从而达到一种涅槃的境界。禅宗是宗教，自然也不能脱离这个道路，慧能强调自证自悟，即心即佛，鼓励人们在当下现实之心求得解脱，所以作者说“佛教禅学所坚持的‘止观’双修，禅智并重，似可说是概括了佛教解脱论的根本内容。中国禅宗的心性论以觉性释心体，以般若之智作为众生心之本性，倡导心性本觉、见性成佛，其基本精神显然也没有超出佛教解脱论的范围。”(第40页)“慧能禅所关注的是每个人的自我解脱，它一般并不探究万法的来源或构成，也不寻求万法的本体或存在的依据。”(第240页)表明了作者较好地把握了这一宗教的实质，也就更有力地论证了禅宗的特点。

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由小乘禅学到大乘般若性空之学，再到涅槃佛性妙有的这一发展线索。特别是大乘的性空妙有之学对中国哲学的心性论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发展》的作者力图将般若学和涅槃说这二大思潮的线索作为影响禅宗思想的主要来源，阐明其思想变化的轨迹。例如，作者指出菩提达磨的禅法理论基础是心性本净和般若扫相相结合的特点；道信的禅法是移足于般若而又未放弃楞伽的思想特点；弘忍的禅法思想又从般若偏重于楞伽；神秀的禅法是按照《大乘起信论》的思想组织起来的，在他的方便法门中还融入了一定的般若思想；慧能则是通过般若中道观的方法，对传统的佛性论与实相说做了融摄，形成了独具的禅学风格。作者还把禅宗的思想发展放到整个传统中国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讨论，尤其注重于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上来刻意描述，指出“禅宗可说是一个以佛教为本位而又融摄了儒道思想的三教合一的佛教宗派。”(第310页)道家的自然主义哲学与人生态度，影响了禅宗的解脱修行观，儒家的性善论、思孟学派的“存诚尽性”、“尽心知天”，以及易学的“生生之谓易”等思想都渗透到了禅的精神中去，所有这些都更好地说明了禅宗是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的思想特色，以及佛教中国化的特色。表明了“禅宗上承佛教中国化的传统，下开宋明理学的先河，具有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作用。”(第318页)我们认为这些分析都有一定可取之处，对禅宗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给予了一个应有的恰当地位。

作者除了阐述禅宗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演变之外，对禅宗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对《坛经》的版本研究，他提出了“现存早期禅宗资料之形成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各种版本的《坛经》之间并不一定就是直线性的联系，很可能有交叉或并存的关系。”(第198页)还指出现存的契嵩本似不大可能是敦煌本或惠听本，而很可能是惠昕据之改编的文繁的古本。对禅宗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的问题，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既都是而又都不是！——当它把万法说成是自我妄心的产物时，它就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而当它把人所共有的无念、无住之心说成是普遍的、绝对的、唯一真实的存在时，它又带上了客观唯心主义的色彩。”(第241页)“这样，慧能禅宗实际上便形成了一种它所特有的唯当下现实之心的新的唯心论，这种唯心论显然并不能以通常意义上的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来简单地概括它。”(同上)总之，这种新的、开拓性的观点，在书中多处可见，表现了严谨的学风和扎实的功底，弥补了学术界在这方面的不足。当然，有些观点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例如对“壁观”一词，作者认为有安心之意，我们认为吕瀓先生把它解释为“地遍处”更有道理一些。

《发展》一书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近现代中外学者的多种著述，尤其是利用了近代发现的敦煌史料和碑铭石刻等材料，因此在资料的运用上体现了比较全面和丰富的特点，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正如专家所指出的那样：“本论文观点新颖、见解深刻、资料丰富、论证周密、结构严谨、语言流畅，可弥补国内学术界对早期禅宗思想系统研究的不足，对推进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序，第7页)值得佛教研究者和愿意了解佛教的人一读。

现在，我国的禅宗研究仍然方兴未艾。除了上述的各种著述之外，最近吉林出版社又推出了《中国禅宗大全》，此书将一些比较重要的禅宗资料和著述收辑成册，汇集出版，有一定的资料性。待出的书还有邢东风的《中国佛教南宗禅的思想和实践研究》、魏道儒的《宋代佛教史论》、杜继文等《中国禅宗史》、朱谦之的《中国禅学思想史》，其另一本《朝鲜禅教史》因财政的问题，正有待于有识之士帮助出版，等等。这些都是学有专精的学者和博士生辛勤耕耘多年的心血，体现了大陆当今的学术水平。但是也应该指出在禅宗热的情况下，一些禅宗读物的出版质量还亟待提高。有些读物由于作者的理解不正确，造成了歧义，引起了学术界的批评，甚至日本学术界也发表书评，表示“畏惧”，这些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担忧和慎重，禅宗研究的基础仍然是当今的一项重要工作之一。

来源：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