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与中医学（耿刘同）-金沙1005

◎耿刘同

佛教医学的东渐是以佛教为契机的，传教者以医疗活动为传播手段之一，在民众中产生亲和力和影响力，从而推进佛教的传播；而接受者在原有的医疗保健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治疗手段及药物。因此，借医弘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双赢的。

印度医学属传统医学的范畴。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传统医学是传统中医学、印度医学及阿拉伯医学等传统医学体系及各种形式的民间疗法的统称。”印度医学包括阿育吠陀（ayurveda）、尤那尼（unani）、悉达（siddha）、瑜伽（yoga）等。阿育吠陀是印度最古老、最有代表性的传统医学，一直是印度古代社会的主流医学；尤那尼是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印度而带来的阿拉伯医学，其渊源可上溯至古希腊医学；悉达是以印度耆那教为背景的崇尚测算、预卜、神验的心灵医学；瑜伽是一种心神贯注的肢体运动，以达到性命双修的目的。伴随着佛教而传入中国的印度医药，其源头属印度的古典医学——阿育吠陀医学。阿育吠陀的意思就是“生命的认知”。早在4000多年前，印巴次大陆出现了已有文字记载的“印度河文明”，大约在3500年前，雅利安人侵入印度，开始了“吠陀文化”时代。正是这古老的阿育吠陀医学，伴随着佛经的翻译和僧侣的交往传入了中国，在东土往返西天的驼铃声中不但留下了宗教传播的足印，同时也留下了医药文化交流的痕迹。在借医弘佛中代表性的人物如安世高，他“七曜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缩盈，悉穷其变；兼洞晓医术，妙善针脉，睹色知病，投药必济；乃至鸟兽呜呼，闻声知心”；再如鸠摩罗什，“博览四围陀典及五明诸论，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

在这一阶段，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佛教中与医药相关的经典也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如东汉安世高译的《佛说奈女耆婆经》《佛说头痛宿缘经》《佛说骨节烦疼因缘经》《佛说背痛宿缘经》《佛说木枪刺脚因缘经》《佛说奈女祗域因缘经》《佛说大安般守意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等；三国时代吴国竺律炎等译的《佛说佛医经》；西晋竺法护译的《佛说胞胎经》；东晋竺昙无兰译的《佛说咒时气病经》《佛说咒齿经》《佛说咒目经》《佛说咒小儿经》；后秦鸠摩罗什等译的《禅秘要法》等。更有僧人直接将翻译的医学书籍献给皇帝，如来自龟兹的僧人利言，在首次拜见唐玄宗时，就“进奉方术、医方、梵夹、药草、经书，称惬天心”。

除译经外，一些通晓医术的僧侣还著医书。据《中国医籍考》一书记载，晋代于法开著有《议论备豫方》1卷（佚），支法存著有《申苏方》5卷（佚），相传其擅治脚气病；刘宋朝慧义著有《寒食解杂论》7卷（佚）；宋齐朝僧深著有《僧深药方》30卷（佚）；梁朝昙鸾著有《调气治疗方》1卷、《疗百病杂丸方》3卷（均佚）；北齐道洪著《寒食散对疗》1卷（佚），莫满著《单复要验方》2卷（佚），智斌著《解寒食散方》2卷（佚），行矩著《诸药异名》8卷（佚）等。

我国远赴印度求法的僧人也带回了一些印度医学的内容，如唐代求法高僧义净曾在印度那烂陀寺学习过医方明，他笔下记录的“世尊亲说医方经”无疑就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在他撰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一书中，有三节专门论述医学的内容，即“先体病源”“进药方法”及“除其弊药”。从李良松先生的《佛教医籍总目提要》中可以看出，在佛医典籍中，祈愿辟邪、修身养性占了很大的比重，而医论和方药则居于次要地位，这与佛教本身的宗旨是一致的，即修身养性乃健康之大道，虔诚认真地修身养性远比服用方药重要得多。

（来源：《佛学与中医学》）